Saturday, May 22, 2010

灰沉

真的很悲哀。


富士康八連跳背後新生代打工者:碎片一樣活著

2010-05-14 09:22:51 華夏經緯網

富士康“八連跳”凸顯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精神困境”(圖)
富士康借跳樓反思(漫畫張建輝)

  全球最大代工廠富士康的員工在不到半年內,已發生“八連跳”系列自殺。在“六連跳”時,劉志毅以打工者身份潛伏進富士康28天;記者又正面接觸 大量富士康員工,多次訪問富士康高層。 這篇報道所揭示的,並非是人們想像中的“血汗工廠”的自殺內幕,而是中國部分地方產業工人的真實生存狀態。

  難以解釋的“八連跳”

  心理學家稱,富士康“八連跳”的自殺率仍低於全國平均自殺率。但一個年輕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難以用冰冷的統計來概括和解釋。

  盧新從富士康龍華區VIP招待所6樓跳下,是在5月6日淩晨4點30分。這是富士康深圳廠區三個多月內發生的第七起跳樓。在“被追殺”的恐懼裏 掙扎了三天后,這名外向樂觀的富士康2009級新幹班工人,甚至來不及等待正從湖南趕往深圳的母親和弟弟。

  所有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樂觀、多才藝,2008年,他曾參加過湖南衛視的“快樂男聲”。

  “被追殺”的幻覺產生於五一期間。即使是和盧新關係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紅領,也不知道這個幻覺背後的深層心理動因。5月9日上午,盧新的遺體在 龍華殯儀館火化。他殘疾的父親——為了供盧新上大學,2006年父親在煤礦打工時腿被砸斷——並未到場。

  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原因掀動了這系列自殺的多米諾骨牌。“但這肯定不會是最後一個。”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團媒體辦公室主任劉坤說。

  才過一天,劉坤即一語成讖。5月11日19點左右,富士康龍華園區的一線工人,24歲的河南許昌姑娘祝晨明,從租住在工廠附近的9樓跳下身亡。 據富士康通報稱,4月30日該女工已向工廠請了假,其自殺可能與情感糾紛有關。

  “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樣成為了自殺的藉口。”自殺學研究的創始人涂爾幹在一百年前說,“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殺的特定原因。”

  儘管他們的自殺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體因牽涉死者隱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卻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們人群構成,主要是指 80後、90後。資料顯示,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裏面佔到60%,大約1個億。劉坤提供的數據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層員工中,80、90 後打工者,已經超過了85%。

  在過去的22年裏,富士康在臺商郭臺銘的領導下,以驚人的速度成長為世界工業史上最龐大的工廠,目前在中國各城市共有80余萬員工。因其獨特的 生產模式,2009年年底,僅富士康龍華園區,這塊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余萬人。

  盧新死後第二日,國內多名心理學專家空降深圳,會診富士康。 在專家的分析裏,“富士康員工的自殺率,是遠遠低於全國的自殺率的。”

  記者的調查發現,就工作強度、加班時間、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遠稱不上“血汗工廠”。在龍華街道富士康維穩綜治辦公室門口,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 打工者排隊應徵,希望成為富士康員工。高密度的自殺事件,並沒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涌入。

  碎片一樣活著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約15萬人的狹小空間裏,人和人卻似碎片一樣存在著。即使盧新這樣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僅限于幾個同學和校 友之中。

  盧新自殺的那個淩晨4點30分,李祥慶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龍華園區2公里外的H3成品倉庫度過夜班最難熬的一個小時。這個時候,他們通常坐在椅子 上,雙手不時使勁地“幹洗”著臉,盯著前方一動不動。

  從學歷和閱歷上看,盧新和李祥慶互為鏡像。前者大學本科,後者中專畢業,前者已經自殺,後者常常念叨自殺。但他們互不認識。即使認識,也應該會 粗口互稱對方為“屌毛”。在廠房以及宿舍裏,“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稱外的全部人稱代詞。

  “每個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樣的工作服,一樣的工作。”劉坤說。他認為,這是打工者不願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這樣的孤立中,他們每天上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覺。—— 而這種鐘錶一樣的生活,反過來壓縮著他們社交的私人時間。“老鄉會”、“同學會”這樣的“非正式組織”在富士康幾乎是沒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壓 力,便沒有任何人可以傾訴和分擔。”李金明說。

  這是一個奇怪的場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約15萬人的狹小空間裏,人和人卻似碎片一樣存在著。即使盧新這樣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 康新幹班才藝大賽中,他憑演唱《你的樣子》獲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僅限于同學和校友之中。

  涂爾幹在他的《自殺論》談到,個體的社會關係越孤立、越疏離,便越容易自殺。“集體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殺的障礙之一。”

  或許恰是在這種孤立裏,性或者愛情對於一個個體心靈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為感情跳樓)。有女生的車間就是好車間,有女生的樓層 就是好樓層。

  “我真想去跳樓了。”李祥慶用剛發的勞保鞋踹著金屬櫃子。剛進富士康,前女友便和他分手了。手機QQ上的責罵幾乎讓他哭了出來。外邊的機器還在 轟隆隆地運轉,週遭的一切也都若無其事。那幾天裏,李祥慶甚至看見街上走在一起的情侶就煩。

  4月21日中午,他一反常態強硬地向“胖子” (管理他的線長)請了半天假,去車站送女友回家。他也沒想到這一切這麼快,女友原本還可以呆上半天。他身上都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買點吃的給她,反倒還從她那 裏拿了一點回程的路費,“太對不起她了,真的很難受,本來讓她拿走的錢她也沒拿”。

  在這樣的人口密度裏,談戀愛也是拮據的。“廠區裏找不到地方談戀愛。”富士康工會副主席陳宏方說。而在整個龍華廠區和觀瀾廠區周圍,也並無電影 院以及公園。據曾紅領回憶,盧新在去年8月進富士康以來,也尚未戀愛。儘管他多才多藝,並且也經常和曾紅領聊起愛情。

  黑網吧可以從另一個途徑解決這些青年人的“荷爾蒙”衝動。它們隱藏在“餐館”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專人負責拉客,拉客的會把他們安排到具體 的電腦上,這裡有不少“毛片”。在發工資之前,一些工友有時候也在這裡輕微地“解決一下問題”。但是他們說“看得難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工資發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觀瀾宿舍區旁,從一個插著面破舊國旗的小路口走進去,小姐們坐在一棟舊樓下的長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價 格,應該也是專為打工仔們設定的。

  但不管是性還是愛情,都會撞上“錢”這堵冰冷的墻。

  迷惘的一代

  自殺者盧新在日記中說:現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錯了,很迷惘……

  即使親近如曾紅領也不知道是什麼讓樂觀、外向的盧新突然精神異常。

  目前所能找到的、盧新最後的日記,發佈于2009年10月26日17點35分。這篇載于“校內網”其個人主頁上的日誌,清晰記錄這個喜歡哈士 奇、 喜歡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對於前途的不知所措:

  “放棄了最喜歡的公共職業:支援西部建設,為了錢,來到了公司,結果陰差陽錯沒進研發,來到製造,錢還算多,但在浪費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 後悔……現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錯了,很迷惘……”

  在一些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的眼裏,生於85後的盧新、李祥慶這樣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備這樣的性格特徵:更傾向於個人主義,更習慣於城市的消費文 化,經濟負擔較輕。與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是他們卻經歷著更加顯著的城鄉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 會排斥。

  或許這是困於此種際遇的一種無意識表達,中國的新生代打工者在這個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戀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歲上下的少年,相約在台州市的 一處街心花園服毒,其中兩人死亡。

  而在管理者看來——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來大陸,他管理過兩代打工者——第一代農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滿足,而新生代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 些”。李金明跟記者講述,他們這一代人,是如何從台灣農村,一步步成長為頂級的管理者。

  自殺者盧新,他曾經希望成為一個歌手,後來希望成為一個公務員。但5月2日開始,他變得情緒異常。平日不喜喝酒的他忽然要求曾紅領他們一起喝 酒。他告訴曾紅領,他覺得“工作壓力太大了” ,“睡不好”。

  5月6日淩晨4點30分,正在火車上的母親和弟弟大約4小時後便會到達深圳照看他。但盧新沒有等到這一刻。在床上幾個小時的輾轉反側後,盧新從 朋友的身邊爬起。他說想看看窗外的風景。那時朋友就站在他的身邊。幾秒鐘之後,他就從陽臺上跳了下去。

  他最好的朋友王軍想抓住他,卻只抓到了白色、富士康統一發放的、短袖工裝的衣袖。

  (因受訪者請求,王軍為化名)

  28天的打工潛伏,使我受到了強烈的震撼。這並非因為明白了這些打工者究竟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們如何活著。

  ——“潛伏”手記

  他們活得最闊綽的一天是每月的10日,發工資的日子。這一天,自動提 款機與特色餐廳裏都會排起長隊,以至於提款機也會時常被提空。工資由當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費組成。

  每個員工都會簽 一份“自願加班切結書”,隨後你的加班時間便不再受法律規定的每月上限36小時的約束。但這並不是什麼“壞事”,相反,在許多打工仔看來,加班多的廠才是 “好廠”,因為“不加班,根本掙不到錢”。對急欲賺錢的打工者們,加班更像是“會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沒有錢的日子讓他們“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勞累 的工作只會讓身體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時候他們堅定地選擇後者,甚至這種選擇的權利,也不是輕易可以獲得的。只有老大“信任”,關係好,或是身處 關鍵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對一些人來說成了憂慮,因為花錢不掙錢的日子“很難熬”。這一天,打工仔們顧不上是什麼 節,更重要的是加班費;實在不行,睡個懶覺更實在。他們羨慕那些受工傷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著笑話一面說自己的工作崗位如何有毒。他們討論自己的同事們跳 樓自殺時,往往有著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語齣戲謔,似乎每個人都是局外人。

  這個工廠的工人們用雙手支配著世界上最尖端的電子 產品的組裝生產,連續7年內地出口額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們操縱機器的同時,機器也操縱了他們:零部件在流水線上的一個個環節中流過,加工成型;他們單 一而純粹的青春,也在機器的特有節奏中消磨。

  淩晨四點,我上完廁所側耳貼在車間走廊的墻壁上,聽到機器的隆隆聲從四面傳來,頻率穩定 不息,那是這個工廠的心跳。工人們每天就在這種固有頻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飯,我此刻明白了為什麼我在沒有人催促的情況下會在工廠的路上走得那麼快, 會在食堂裏吃得那麼急,雖然並不舒服。你就像每個零部件一樣,進入了這條流水線,順從於那節奏,隸屬於那淩晨四點的心跳,無法逃逸。

   當深圳,這個曾經的邊陲小鎮一躍而成為珠三角東岸最繁華的都市之一,在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的背後,我遇到的卻是一群迷惘焦慮的年輕人。《時代》雜誌在 2009年把中國工人作為年度封面人物,這本雜誌說,中國工人以“堅毅的目光,照亮了人類的未來”,然而所謂“堅毅”,卻是忍耐機器異化、資本侵蝕所必需 的品質。這樣的“堅毅”,還是他們可承受之重嗎?當電腦、手機、汽車,每一樣商品都成了資本的產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樣代價也被資本消耗殆盡。

   這實非一個工廠的內幕,這是一代工人的命運。